《區域公共產品與東亞圈域形態的興替機理》刊發于《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8期，系我校歷史文化學院韓東育教授的研究成果。
“東亞”固然是西方人給定的區域概念，但千百年來迤邐不斷的宗藩敘事，在有力地證實著該時空單位的既有輪廓和曾經結構。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攜諸藩封禪的場面、明初朱元璋“十五不征之國”的和平睦鄰范圍、清末王韜的宗藩解體預言以及康有為痛苦的事后追憶等陳年往事，都真實地再現了這個曾有的文明圈域及其興滅經緯。仿佛是一座刻滿祭文的墓碑，甲午戰爭后的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和《萬國公報》主筆蔡爾康輯錄的《中東戰紀本末》，還首次用系統而慘烈的筆觸，為這個延續達2000年之久的“前近代東亞體系”，打上了休止符。可由此而引發的問題是，在西方國際法到來之前，長期維護東亞世界發展穩定的區域秩序何以會形成？它的支撐元素到底是什么？該體系的崩解和重組，在日后的區域關系走向中又意味著什么？文章指出，在國際法到來之前，東亞曾形成過以中國為核心的長期穩定的區域秩序。其日用生活上的主要支撐元素，是惠及東亞全體的區域公共產品。隨著近現代秩序的重組和公共產品的更新，區域關系的走向和發展，亦發生了可以逆料的變化。然而，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新時代中國公共產品已再度惠及區域國家和世界的今天，關注和認識公共產品的流變歷史與區域體系興替機理間的關系，或將為揭示和解決相關研究領域的盲點和盲區問題，提供新的觀察維度和有意義的啟示。
作者系我校區域國別研究院、東亞研究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負責人，以打破“三際”（代際、國際、學際）的理念和“東亞基因”研究法，首次提出并解決了“化道為術”這一日本近世思想學界的本質性問題；首次提出了融通中西兩大文明體系的“新文明體系”命題；首次提出“學術戍邊”和“突破學術島鏈”的理念凝結研究團隊。所組建的“東亞研究院”，已成為部屬院校基礎研究與智庫建設兼容并重的新型學術機構，是高水平國際化學術平臺、地方社會發展的支撐平臺、國家外交戰略發展的建言平臺，形成了“高校—地方—國家”三位一體格局。
本文是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第6篇學術論文（其中兩篇后被譯成該刊英文版）。
附：《區域公共產品與東亞圈域形態的興替機理》.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