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學之大,在于大師。在莊嚴典雅的東師校園內,矗立著一尊尊人物雕塑,他們是我校各相關學科的創建者和奠基人。他們心懷國之大者,扎根中國大地做學問,曾長期引領和推動本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在國內外學術界擁有廣泛影響。現開辟“文蘊東師·致敬大師”專欄,進一步彰顯老先生們的大師風范、學術品格,引導廣大師生見賢思齊,營造學校濃厚的學術氛圍。

陳元暉,中國現代著名的心理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
1913年9月18日,陳元暉出生在福建省福清縣城頭村。小時生活貧困,在本村上小學,后來到本縣龍田融美初級中學上學,于1930年入福州師范學校讀書,1933年畢業后在福州實驗小學當三年教員,積累了三四百元錢,他就去考了福州的協和大學,以后又到南京考了中央大學,于1936年進入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心理系。

進入大學后,他立志苦讀,博覽群學,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京市學生救國會,從事地下革命活動,還參加了兩個進步組織。1937年8月日寇進攻上海,轟炸南京,中央大學遭到破壞,師生離散,不久學校便遷往重慶。1938年中央大學成立了地下黨支部,陳元暉經黨支部的第一任書記孫運仁介紹,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并成為兩個新的進步組織的負責人之一。1939年,陳元暉任黨支部書記。他在中央大學臨畢業的前夕,由于學生復興社告密,進步同學遭到逮捕,組織通知他即刻撤退到延安。
陳元暉于1940年到達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先被分配到青年工作委員會宣傳部工作。不久又調他專任《中國青年運動史》的編輯,后來他又被調到青年干部學校教務處工作。1941年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他到教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陳元暉在工作期間,為革命根據地的教育理論建設和教育實踐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投身革命 情系教育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陳元暉隨黨校校部隊伍轉赴東北。由于路線受阻,他被分配到晉察冀邊區銀行研究室工作八個月。1946年11月他從張家口抵達哈爾濱,被分配到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任秘書。1947年成立哈爾濱大學,調陳元暉任副教務長,兼該校社會科學院教育系主任和實驗小學校長,并親自為教育系學生講授教育學課。1948年春吉林市解放,東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前身)從佳木斯遷至吉林市。1949年東北大學又從吉林市遷至長春。陳元暉被調到該校任教育問題研究室主任,兼圖書館館長,并為歷史系講授中國革命史課。

1950年東北大學改校名為東北師范大學。校長張如心鑒于學校性質改為高等師范院校,提出要在教育問題研究室的基礎上籌建教育系,請陳元暉負責籌建工作。陳元暉認為,“先辦好中學,才能辦好大學的教育系”。因此他向張如心校長建議,“先讓我辦一所附中,然后再辦教育系。”張如心校長采納了他的建議,同年2月決定他任附屬中學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全面負責附中的籌建工作。陳元暉首先組建教師隊伍,親自在長春市三中選拔了一批較好的教師留校繼續任教,又從大學各系抽調了部分優秀在校學生來附中任教。陳元暉在教師隊伍建設中十分重視教育理論學習,要求教師不要“墨守成規”,應當既有先進的教育理論指導又要有創造精神,這樣才能培養出創造型人才。他曾組織全校人員學習凱洛夫《教育學》,曾多次親自為教師、干部作學習輔導報告,激發了教師鉆研教學、學生認真學習的熱情,為附中后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陳元暉在主持附中工作中還非常重視教育實驗研究工作,他要求各教學組和教師要按照學校的要求,在教材、教法和學生的思想、知識及學習水平方面廣泛地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在他的帶領下,經全體師生共同的努力,附中具有實驗中學的性質,是師范大學學生教育實習的基地,成為一所嶄新的中學。
1951年,東北師大成立了教育系,由陳元暉兼系主任,并主講教育學課。他特別注意基礎學科的建設,即強調要把教育學、心理學及教育史課教好。1953年大學決定成立研究部,文科幾個系舉辦研究生班,他主持了教育系的研究生班,并親自為研究生講課。經一年半的專業學習,畢業后部分研究生留教育系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其余研究生由國家教育部統一分配到華南師院、華中師院、西南師院、西北師院、西安師院、安徽師院等高等師范院校任教。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各院校的教學骨干,有的做了行政領導干部,他們為高師院校的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陳元暉于1954年從東北師大調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任教育編輯室主任。1956年他參加了由國務院科學發展計劃委員會主持的12年科學發展規劃的起草工作。規劃制定后,成立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籌備處,他參加了籌備工作,并任研究員。教育科學研究所成立3個研究組,陳元暉參加了其中教育史組的研究,即解放區教育史。1961年,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輯機構成立,他先在哲學組工作,后調到教育組任組長,主編《中國現代教育史》。

由于陳元暉在大學讀的是心理學,他也參加了心理學會,任常務理事。學會出版《心理學報》,他任常務編委。后成立了教育心理研究委員會,他被推選為主任,負責介紹教育心理學和美國的機器教學等專題。他先后召開8次學術報告,著重講了“教育學研究的若干問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的幾個問題”“現代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哲學”“實用主義教育觀——教育即生長”“思維及其研究方法”等專題,在全國教育心理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對當時的教學改革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陳元暉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從事教育科學和心理學研究工作。1964年3月,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在長期研究教育學、心理學的基礎上致力于哲學研究工作。不久他參加了全所毛主席著作學習會,并擔任組長。1964年底,全所參加農村“四清”,1966年,“四清”尚未結束,學部要求回京參加“文革”,他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并被追查歷史問題。后經過調查澄清了多年的所謂歷史問題,1971年返京,先在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室工作,后任該所顧問。1981年6月,陳元暉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教育)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和國際文化書院委員會委員。1982年陳元暉主持籌建了中國社會心理學學會,任第一任會長,后任顧問,還兼任《社會心理研究》雜志主編。1983年2月,國務院批準陳元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指導教師、教授。1983年離休后,他以更高的政治熱情,一面從事學術研究,一面培養博士研究生。
潛心治學 著述豐厚
陳元暉在革命隊伍中始終是一位學者、教育家。尤其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始終關注人的成長發展與教育培養問題。教育學是他一生研究的重點,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1930年秋季進師范學校開始學教育學,到現在已過去了一輪甲子,到1990年整整60年。以后在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也是以研究教育學為主。”實際上他在教育學、哲學和心理學方面都留下了豐厚的著述。

在教育學方面,他的研究主要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他著重教育學理論研究,代表作有《教學法原理》和《中國教育學七十年》。《教學法原理》于1977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書共5章,近10萬字。綜觀全書,他力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武器,結合其多年教育教學實踐的經驗與體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教育學中的諸多問題。這在當時對于初學教育學理論的廣大中小學教師來說不失為良師益友,對于普及教育學理論知識曾起了積極的作用。《中國教育學七十年》發表在1991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陳元暉在這篇長文中,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教育學70年的歷程進行了一次冷靜而客觀的整體檢討。他從唯理論到經驗論,從蘇聯教育學的引進到“文革”后西方教育思潮的傳入,對中國教育學70年的發展作了歷史的評述。此外,他還發表了《“人才學”還是教育學》《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來進行課程改革》《中等師范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教育學不是記問之學,而是使人聰明之學》《科學與教育》《“一般系論”與教育學》及《教育實踐與教育科學》等多篇論文。
第二,陳元暉注重中國古代教育遺產的挖掘。他認為“新教育學”應該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著作,是自己的兩千年寶貴經驗的結晶。《中國古代書院制度》是他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開拓之作。書中論述了書院制度的起源及其沿革,指出書院制度是中國古代教育制度中的重要制度,它為封建社會培養后一代的工作提供了一套辦法。他更為推崇的是《學記》一書。他認為《學記》中的“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12個字中,“道”與“牽”是對立的,“強”與“抑”是對立的,“開”和“達”是對立的,三對對立的東西組成一個教學論,這既體現了深刻的辯證法,又概括了教育原則和方法。他曾擬定了一份《〈學記〉教育思想研究》一書的撰寫提綱,但只寫出了部分書稿,便與世長辭了。此外,陳元暉還撰寫了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系列論文,有《卓越的教育思想家一孔子》《孔子的德育思想》《孔子的美育思想》等,對所論及的問題提出了許多獨到的學術見解。
第三,陳元暉重視對西方教育思潮的評價與批判。他從上世紀40年代就開始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50年代中期就發表了研究與批判實用主義哲學及教育學的專著。他在《文集》自序中說:“我對實用主義的批判在1941年就有。1941年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我進院在教育研究室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當時我寫了《杜威批判》一書,5萬多字。1956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實用主義教育學批判》一書,就是《杜威批判》一書的擴充。”在該書中,他揭露了經驗主義的缺陷,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教育的虛偽性。此外,他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一書中,還細致地分析了種種受實用主義教育思潮影響的現代中國教育運動。
在哲學研究方面,陳元暉深有體會地說:“教育學不是記問之學,而是使人聰明之學。”他畢生關注的主題就是如何提升教育學這門“使人聰明之學”的學科發展水平,從而有助于傳統文化的傳承、文化新質的創造及民眾素養的提高。他在研究教育學中非常強調吸收借鑒其他學科的觀念及方法,以豐富教育學自身的營養。他認為哲學和教育學不是兩種不同的“行業”,而是“同行”。

陳元暉對哲學的研究開始于大學時代,曾廣泛涉獵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以及一般系統論等知識領域。由于他精深的哲學素養使他觀察教育與心理問題時高屋建瓴,而豐富的教育學、心理學知識又深入了他的哲學研究。他的哲學研究重點在于對西方種種經驗主義思潮如馬赫主義、實證主義及實用主義進行學理上的批判。他一方面運用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采用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浸透著康德的批判理性精神。1982年他曾構思已久的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專著《論康德的時空觀》終于面世。他研究哲學開始是從批判杜威實用主義入手,到60年代便轉入對馬赫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研究與批判,深入闡發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他先后發表了《列寧和自然科學——紀念列寧九十誕辰》《馬赫主義批判》《馬赫主義》《實用主義批判》《論王國維》等10余部頗具學術價值的論著。
心理學在陳元暉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接受的是規范的心理學,但他的工作環境缺乏實驗室這一類實驗研究的條件,因此他在心理學方面的著作最少。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忽視心理學的研究。他對心理學的研究可分為三類:第一,有關心理學的方法學,寫有《心理學的方法學》一文;第二,有關西方心理思想的評價及其在中國心理學重建中的地位問題,代表作有《論馮特》以及《皮亞杰論兒童的邏輯思維》;第三,有關社會心理學的問題,著有《論儒化》等。
1960年,在中國心理學界盛行極左思潮的歷史背景下,他以一個正直學者的勇氣發表了長文《心理學的方法學》。1963年,他發表了《皮亞杰論兒童的邏輯思維》一文,公正地評價了一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于兒童心理的卓越貢獻,以及皮亞杰把數理邏輯移植到心理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這篇論文是我國心理學家研究皮亞杰的最早的文獻之一。1972年在心理學誕生100周年之際,他出版了“文革”后我國心理學界第一本專著《論馮特》。在這本具有思想解放意義的著作中,他概要地回顧了西方心理學諸多流派的嬗變,公正地評價了哲學上的馬赫主義者馮特在科學的心理學史中的地位及其對心理學的貢獻。1990年,陳元暉的《論儒化》面世,他呼吁重建中的社會心理學工作者應該汲取多學科的營養,努力嘗試把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及方法借用過來,以豐富社會心理學的品格。在這之前,他還發表了《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心理學》《從克勞塞維茨的<論戰爭>看心理學在戰爭中的作用》等論著。這一切都對中國社會心理學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92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陳元暉文集》(上、中、下3卷)110余萬字,便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為后人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正當陳元暉繼續為教育事業作奉獻時,不幸因長期的腎病導致心衰,于1995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陳元暉一生對人民教育事業忠貞不渝。他為教育事業奮斗終身的獻身精神和取得的光輝業績,為廣大教育工作者樹立了典范,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永遠懷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