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常敘先生，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書法篆刻家。在古文字學、詞匯學、古文獻學等領域成就卓著，廣受學界贊賞和推崇。
先生又名曉野，其祖上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由河北樂亭縣遷至吉林落戶。先生于1908年12月26日出生于吉林市。
先生的父親名孫毓春，字介眉，自號先進野人（《論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稱“先野”，遂名先生“小野”，后更為“曉野”。
先生幼承家學，從小就對文字、金石之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讀小學時，即在其父介眉先生的指導下攻讀《說文解字》，上初中后，開始摹印學篆，與同學張少齋、牟志超等于課外切磋研討，作有《金石小集》。先生對吳大澂氏《說文古籀補》尤其用力，為了學習大篆，曾臨摹石鼓文，并試寫過一本《石鼓文簡釋》。
1926年秋至1929年夏，孫先生入吉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后期師范文科班讀書。時高晉生（亨）先生從清華研究院畢業來校任教。高先生深厚的文字學、文獻學功力使曉野師大獲裨益，先生日夕求教，寫出了讀先秦諸子的札記《讀書脞識》，完成了學期論文《莊子學案》和《韓非政策》。同時，開始嘗試跳出傳統的思維格局，運用所學的心理學和邏輯學知識思考中國的文字學問題，寫出了《名辭、概念和六書的關系》一文，發表在當時的《吉師校刊》上。
1929年師范畢業后，孫先生進入吉林省立大學法學院教育系國文組，同時在吉林省立女子中學兼教國文。九一八事變后，先生進入吉林省圖書館任書報組主任。遂得出入書庫，恣意抽讀。
1934年，學界巨子羅叔言（振玉）先生來到長春，曉野師懷著對雪堂先生學識的敬仰登門求教，成為羅雪堂的及門弟子。“遂侍貞松先生游，絕學無憂，瞻魯殿之靈光；望洋向若，渺滄海之一粟。”雪堂先生讀到孫先生的《文字學》《釋監》《周客鼎考釋》《西清古鑒商周文編》《海寧王氏經學概論箋證》《揚州焦氏讀詩地理考札記》等書稿，嘆為奇才，遂以所著《丙寅稿》《丁戊稿》《遼居稿》等書相贈。是后，曉野師時時往返于吉、長之間，在雪堂先生的教誨引導下，金石文字術業日益精進。
1948年，吉林市解放，先生到長白師范學院任教，為副教授。同年，東北大學自佳木斯南遷與長白師院合并，仍稱東北大學，先生任東北大學副教授。1950年晉升為教授。同年，東北大學改為東北師范大學，遂為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1962年至1981年任中文系主任。1982年后任中文系名譽主任，兼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學術委員、中國修辭學會及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會顧問、吉林省文史院長、吉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吉林省語言學會理事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吉林分會理事等職。
先生自幼聰慧，多才多藝。青年時代即研究甲骨金石，擅長考據訓詁，兼涉書法篆刻、古琴繪畫。因為他飽學而多藝，所以有“吉林才子”“江城名士”之譽。先生“幼從家訓，長從大師”，所以在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
一、執教40年，是教育家，也是科學家
1948年3月起，先生任教于東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前身）中文系，1950年晉升為教授。先后任語言組長、古漢語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名譽系主任，直至1987年離休，有40年的時間輾轉于講壇之上，先后講授過語言文字學、音韻學、漢語詞匯、古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工具書使用法、古—漢語文學語言詞匯、古漢語語法等；還應需要講過文章選讀、要籍介紹、民間文學、九歌專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
先生培養學生極為用心并講求方法，培養了像王鳳陽、張志毅、張世超等一批語言文字學家和優秀學者。再傳弟子遍布在清華大學等國內一流大學和科研院所，在各自領域繼承和發揚著先生的治學方法和精神。先生是獻身語言文字教育的一代宗師。
先生是作為科學家獻身教育的，因此也是以科學態度對待所教過的課程、以科學的精神去培養影響學生的，這也就使他所教的課程充滿了科學探索的內容，他所教的學生許多也成為該科的研究者或知名學者。他具有一切偉大科學家所共有的探索精神，不論從事哪種研究或講授哪種課程，他從不盲從，從不簡單地因襲前人的成果，他總是在檢驗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去探索那些前人未解之謎。在該領域基本成為專家的情況下授課。所以不論在他心愛的領域中還是在他講過的課程中，都有所改革，有所開拓，這也就是他的教學講義為什么能夠成為他的科學專著或者專著毛坯的原因。
二、獨辟古文字研究蹊徑
先生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孫常敘古文字學論集》一書中。胡厚宣先生稱是書“都是很精美的著作”，“足見著者艱苦卓絕的功力”。要而言之，先生在古文字學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文字的考釋及利用古文字材料進行古史及古代文化的研究，其二是對古文字學理論的建樹。
先生古文字考釋既注重審形，又能廣博地聯系古代語言、古代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及其他各方面知識進行闡發，故每有奇見。先生關于甲骨卜辭中“冒母”的考釋，關于金文中“苜”“ ”“ ”等字的考釋，關于秦公大墓編磬銘文中“ 虎”的考釋，及“則”字本義的探討，均已成為學界的定讞。先生對周客鼎、天亡簋、麥尊、曶鼎、居簋等銅器銘文所做的通釋，在學界也享有很高的聲譽。
比起具體古文字材料的考釋與研究來，先生在文字學理論領域的用力更勤，所做出的貢獻，在學術史上所彰顯的意義也更重大。上世紀80年代，先生講授“古漢語詞匯書寫形式學”，有《古漢語詞匯書寫形式學》講義，是先生對文字學幾十年深思熟慮的成果，惜未正式出版。先生在這里面所構架的文字學是將漢字置于世界語言文化的大背景下審視，辯證思維的結果，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文字學的基礎。先生將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看待，構建了漢字體現關和發展觀，總結出漢字演變的制約規律“趨簡”與“求別”，論證了漢字歷史上圖畫文字階段的必然存在。并指出“從圖畫文字質變為形象的音節表意文字，是以形象寫詞因素為渟洿、以假借寫詞方法為關捩、以初期奴隸制度為條件，為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要求所觸發而創通的。”基于以上認識，先生提出了“六種寫詞法”：即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和假藉寫詞法。
先生考釋的諸篇，幾乎篇篇精到。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除了精審務實、語不妄發的治學態度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運用了先進的辯證的治學方法。他較早地將文字納入到語言背景下考察，提出并踐行著字詞辯證統一之規律，認為“字和詞是在作為整體的篇章部分中，以一定條件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而取得形式與內容、部分與整體的對立統一的。語言辯證關系的試探，是突破銘文難關的主要途徑。”
先生還善于運用古文字、考古學、人類學的知識綜合研究相關問題，這不得不提到他的《耒耜的起源及發展》一書。該書完成于50年代，先生利用古文字知識與字形和文獻資料、考古發掘資料相參驗，考證了我國古代農具耒耜的起源與形制，研究了由耒而耜進而至鍬鍤、犁鏵的發展過程，論述了由于生產工具演變從而導致的由“協田”到“耦耕”、“牛耕”的生產方式的變化過程，得出了“從耒耜到犁鏵的發展就是我國古農業從耦耕到牛耕的發展”的結論。該書在我國古代農業生產演變的探討方面作出了獨到的貢獻。后來劉仙洲所著的《中國古代農業機械與發明》和科學院編著的《中國農業史》都引用了先生此書的觀點。此書初版之時，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關野雄先生也正在研究同一課題，他寫有《新耒耜考》一文，就在文章已排完版進行校對之時，購到先生的書，便以《新耒耜考余論》為題介紹評價了此書。文中說：“孫先生以淵博的學識博征廣引文獻典籍，極其簡明地論述了耒耜的發展到犁鏵成立的過程。全書富于獨創的見解，自己由此受到的教益匪淺。”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三、較早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運用到漢語言文字研究
1953年，蘇聯契克巴瓦教授的《語言學概論》傳到中國，先生決定在中文系開設同樣的課程，于是組織古漢語教研室曹淑芬、高瑞卿和王鳳陽翻譯契氏的書，由先生和教授語言學概論的宋振華同志講授。從此先生決定性地轉向了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為哲學基礎、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去研究語言文字的道路。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領先的。
這方面的成果集中體現在《漢語詞匯》和《古-漢語文學語言詞匯》兩部姊妹篇中。《漢語詞匯》就古今漢語詞的形式與內容作斷面剖析，《古-漢語文學語言詞匯》則從歷時角度去剖析漢語書面語及其詞匯的形成與發展。這兩部作品對詞匯學研究影響巨大。
先生不僅根據語言中的諸矛盾去觀察語言文字，而且將其擴展到后來的考釋、訓詁的文章中去，從而取得了超越自我、超越前人的成就。
這里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先生的《〈商君書〉〈去強〉為“經”，〈說民〉〈弱民〉為“說”說》（見1979年吉林師大社會科學叢書第二輯《中國古典文學論集》）一文，這是先生留下的唯一的諸子考釋的文章。文章用對立統一規律研究《商君書》中《去強》篇與《說民》、《弱民》兩篇的關系，發現前者為經，后兩篇是解經之作，從而發千古之秘。高亨先生在1980年給先生的信函中說：“大文所談《商君書》經說問題是正確的。”對先生的研究給予了肯定。
四、漢語詞匯學上的開創之功
出版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詞匯》，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而全面地研究漢語詞匯的專著，是漢語詞匯學的開山之作。
周薦、楊世鐵先生說：“《漢語詞匯》是我國第一部詞匯學專著，它的出版標志著漢語詞匯學的誕生。”“作為我國第一部詞匯學專著，《漢語詞匯》體現了孫常敘在漢語詞匯學草創時期對漢語詞匯問題所作的深入思考，它不僅代表了當時漢語詞匯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它在詞匯學誕生的一開始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并對后來的漢語詞匯研究從內容到發展方向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漢語詞匯〉對詞匯學的貢獻》）張志毅先生評述道：“《漢語詞匯》為漢語詞匯學作出了奠基性、開創性的貢獻。”（《〈漢語詞匯〉的貢獻與詞匯學的新進展》）學者的評論是公允的。
漢語詞匯研究在戰國秦漢時期是有過輝煌成就的，但從文言脫離口語之后，用文字傳寫的書面語成為社會上書面交際的工具，于是說文解字之學大盛，字有形、音、義的觀點占據了統治地位，詞與詞匯的研究則逐漸式微。到新中國成立前后，雖然有一些論及詞匯的片斷研究，但也是把它作為語法學的一個附屬物來看待的，僅僅是從語法上著眼將詞的內部結構作語法構成上的分類而已，詞匯研究根本不曾獨立過。《漢語詞匯》在這種一無理論、二少材料累積的基礎上白手起家，從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人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語言理論進行了古今漢語詞匯的對比研究，全面地論述了詞的性質、詞的結構、詞匯與基本詞匯、方言與社會方言詞匯、詞匯的語義分類、造詞的方法、詞義的發展變化等有關詞匯和詞義的諸問題。這是一本獨創性的自成體系的拓荒之作。直至今日先生關于詞匯結構與造詞法的理論，仍是這方面的權威觀點。
五、文字學理論領地樹起的里程碑
先生最卓越的研究成就，莫過于文字學。他在文字學理論上有兩篇經典之作——《從圖畫文字的性質和發展試論漢字體系的起源和建立——兼評唐蘭、梁東漢、高本漢三位先生的“圖畫文字”》（見1959年《吉林師大學報》第四期）、《假借、形聲和先秦文字的性質》（見1983年7月《古文字研究》）。這兩篇論文，尤其前者，在文字學史上有著里程碑的價值，它們既是對前此的文字學的批判也是自我清算，它們標志著先生文字學思想的飛躍，也是科學文字學的新起點。
文字學在中國是個古老的學科，在漫長的時間里，占支配地位的文字學思想是形而上學的，是籠罩在許慎的“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的定義之下的文字學。在很長的歷史上都沒有新的合理突破。先生的文章則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文字學的基礎。
首先，先生是把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來看待的。從漢字是漢語的書寫形式出發，衍生出來的第一個大變革，就是認為漢字記錄漢語有一個不斷地改進自己、適應漢語的過程，這種適應與改進的逐漸積累到一定時期就會形成漢字的質變——漢字體系的變化。于是漢字的體系觀念和記錄體系的演變觀念被提了出來。由漢字逐漸適應漢語所衍生出來的第二個大變革就是，支持并深入地闡發了圖畫文字的存在，并承認圖畫文字是漢字的前身，從而以辯證的文字觀打破了傳統的漢字發展是由象形到不象形的直線演進的文字觀。第三個大變革是把文字“假借”現象大大提前，并把它作為是漢字由圖畫文字向“形象的音節表意文字”轉變的催生婆。這是一種科學的文字觀，直到現在還在很好地指導著文字學的發展。
六、以畢生精力完成《楚辭〈九歌〉整體系解》
先生1935年在吉林女師為學生講解《楚辭·九歌》時，對其中的代詞所指發生疑問。用先生的話說是講至《九歌》，“于其爾、我之 間多生疑慮，遂覺王叔師以降，人神雜揉之解、君國憂憤之說，不能安矣。于是盡屏舊疏，專繹白文，即辭求解，別無依附，知我、吾之言，乃神自謂，而爾、汝之辭，則神之相謂也。掣領頓裘，無不順者。”（自序）在屏去倚傍、獨繹白文的基礎上，先生形成了《九歌》是不可分割的歌舞劇的想法。1939年春，先生整理舊稿寫成《楚辭·九歌解初稿》二卷。1940年作《楚辭〈九歌〉解》，將《九歌》全文分為迎神之辭（《東皇太一》《云中君》），愉神之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慰靈之辭（《國殤》）和送神之辭（《禮魂》）四個部分，一個整體進行審視，用元雜劇的形式表現這一古代歌舞詩劇。其后，1962年草就《重訂楚辭九歌系解》，1966年寫成《楚辭〈九歌〉懸解》12卷。為使其說信而有征，先生又在已有的基礎上多方考證、融會貫通，最后才在1991年寫定《楚辭〈九歌〉整體系解》。回顧此書從發韌到草定，前后歷時幾近60年。先生作自序時不無感慨地說：“自乙卯（公歷1939年）寒食迄于今朝，作輟不常，凡五十余年。昔日歌德作《浮士德》一書，自1773—1775年初稿，到1868—1832年定稿，前后寫了六十年。余不敏，不敢和歌德相提并論，但就成書的時間之長，則深有同感。”
把《九歌》看成歌舞劇不自先生始，但是從文字語法、音韻訓詁、歷史考證、文物制度等方面深入證實其說者，則莫過于先生。張松如先生在序中說：“1964年秋曾邀先生開設《楚辭〈九歌〉專題》講座，又得一聆鴻論。當時受業諸生將先生的《楚辭九歌懸解》與聞一多《九歌古歌舞劇懸解》對照研讀，多以為在歷史文物考證及文字音韻的訓詁諸方面、先生用力尤多，至諸神間吾我爾汝的酬對眷顧，其情其境，亦以先生體會為深。而兩者都把這十一首美麗的抒情詩讀為聯章，看作一個整體，解為一篇歌舞劇，這論斷既穎且鑿，是有說服力的。”張先生的評價及其對先生再現古詩劇的贊揚是極公允的。
“為解千秋問，不爭一日長。”先生在治《九歌》時在訓話考據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是常人難以想像的，為解決一個疑竇，先生常常是作作輟輟，“盈科而后進”，花了近60年才貫通脫稿的。先生在《九歌》研究的途中時時駐步不前，每一駐步則是先生別生枝權之時。正因為如此，先生研究中的這些派生物，也為古歷史地理、古神話、民俗、古天文星象……的研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如前所述，先生的學術生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這階段是將自己的研究服從于教學需要的時期。草創者多、開拓者多是先生這一時期的特點。追逐教學，多孔齊開固然影響了先生研究之精深，但多開孔竅也在各方面顯示了先生之創造力，顯示了先生博大的視野。學術本來就不是個人的事業，它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匯成滾滾洪流。我們不能希望先生生前門門精深，我們只希望先生的開創能后繼有人。光大先生的思想火花使之變成熊熊的燎原之火，正是我們這些后學者的責任，這也是紀念先生的意義所在。
附記：本文是綜合了王鳳陽、侯占虎、張世超、敬文等先生關于追念和評價孫常敘先生文，并參以胡厚宣、羅繼祖等先生為孫先生所作之敘，整理而成的。其中尤以采王鳳陽先生文為最多。題目則是移用了張世超師文題，并略作了一點調整。部分照片來源于網絡。特此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