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先生，字仲符，1922年7月1日生于遼寧北鎮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厚公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后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師從黃侃先生攻讀古聲韻學。受家學熏陶，先生少年時代就奠定了寬厚的文史基礎，后考入北平臨時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得當代學術名家馮承鈞、瞿兌之、劉盼遂、陳垣、容庚、謝國楨指導，學術潛質大幅升華。1946年夏，大學畢業，曾在良鄉中學短期任教，1948年毅然奔赴東北解放區，到東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前身）歷史系任教，直到1995年9月2日因病于長春辭世。先生是國內著名的明清史專家，東北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點的開創者，近50年心心念念者，唯有歷史學探索和史學人才培養二事，名者利者，斷非先生所求。先生之師風師德，為同仁、后學所感念追思。2022年，恰逢先生百年冥誕，應《外國問題研究》之邀，撰寫一篇紀念文字，作為先生之及門弟子，誼不敢辭也。
先述先生學術成就與貢獻。在先生百年冥誕將臨之際，得東北師范大學校領導、社科處、歷史文化學院鼎力支持，由先生諸弟子校對編輯的《李洵全集》共6卷，即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為1956年人民出版社初版的《明清史》，是國內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與傳統實證史學相結合的明清斷代史專著，是先生對新中國明清史敘述體系的解釋體系構建的有益嘗試，而非斷代史教科書。
第二卷收入1982年中華書局版《明清食貨志校注》和2004年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版《遼宋金三史篆修考》。《明清食貨志校注》與先生命運相同，是歷盡劫波近二十載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被錯劃“右派”，趕下講壇，勞動改造中跌斷右腿，臥床一年多，利用這天賜良機，先生取清修明史之王原《明食貨志》、王鴻緒《明史稿食貨志》與張廷玉《明史食貨志》對勘，費時近十年，寫成《三史食貨志校勘記》10余萬字，在1976年后，先生重理所余札記及平日積累資料，詳考《明史食貨志》史源學及編纂過程，以《明實錄》《明會典》《明史稿食貨志》、王原《明食貨志》《明史》等基礎文獻，并兼采大量明人文集、筆記史料，對《明史食貨志》進行校勘、注釋，費時近七載，終成《明史食貨志校注》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謝國楨先生親題書名。學界名宿楊向奎、傅衣凌、李文治、王毓銓、洪煥椿等對該書的學術質量給以高度評價。該書獲教育部首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第三卷為先生晚年手訂主要論文匯編《下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6年再版，收錄先生專題學術研究論文30篇。其中關于15-16世紀明代流民問題、16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本土海盜問題、明代江南士大夫勢力興衰、清入關前社會性質問題、明清鼎革及清前期歷史地位問題的探索，都提出了別開生面的獨到創見，成一家之言。
第四卷收錄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正德皇帝大傳》，該書不可以尋常傳記史著視之。先生選擇歷史上聲名狼藉的明武宗為研究對象，旨在揭示明中葉朝堂政局中改革與反改革的內部矛盾紛爭，明武宗為代表的皇權政治、豹房政治在社會危機和政治困境中的無奈與掙扎。
第五卷《中國的明清時代——李洵明清史講義》，內容包括《中國的明清時代——中國后封建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統合理論的新探討》《明史學》《清史學》《16至18世紀中國社會研究》《明清實錄的史料分析》5部分，由趙軼峰教授依據先生為博士生授課錄音及相關筆記整理而成，皆為首次刊布。其中的《中國的明清時代》是綱領性文章，先生認為16至18世紀的明清兩朝不可分割，為中國古代歷史的同一個時代，構成了不同于歐洲中世紀、也不等同于五種社會形態論中的封建制，而應該稱作“后封建制”。先生指出“明清時代應該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立’的概念。它是中國古代社會與近代社會的結合部。在這個時代發生了中國古代文明與近代文明接軌的嘗試，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嘗試，東西文明文化統合的嘗試，以及新舊社會相遞變的嘗試。”這種認識，彰顯了先生對明清時代發展趨向與西歐歷史明顯有別的獨特認知，求索明清中國歷史道路的自身內在邏輯是先生宏大的學術標的。
第六卷《李洵文存》，收錄《下學集》未收的先生已刊未刊論文、文稿、書序、書札、自傳，并附羅冬陽教授編撰的《李洵年譜》《李洵著述目錄》。先生與薛虹教授合著《清代全史》第一卷，先生與蔡美彪、南炳文、湯綱教授合著《中國通史》第八冊（明史）等著作，因各自執筆分工情況查無明確記錄，故《李洵全集》不便收入，只好暫付闕如。
次及先生史學研究之學術特色。先生畢生以研究明清史為職志，無論科研還是教學都強調“通史感”或“全史感”。先生認為中華文明五千年傳承不息，從沒中斷。帝制中國的政制、思想、經濟、賦役、文化自有其產生、發展、演變、傳承之內在邏輯和社會背景資源。研究魏晉不問秦漢，研究明清不問唐宋，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人為切割，使斷代史研究既不瞻前也不顧后，缺少時空觀念，陷入“枯槐聚蟻”“秋水鳴蛙”之窘境。先生強調治斷代史必須要有“通史感”或“全史感”，切忌碎片化，要將明清史置于中國歷史長時段總體歷程中去考察研斷，厘清具體歷史問題發展演進的歷史脈絡，文章便厚重，更具學術氣象，結論自然會更加逼近歷史真實。受先生“通史感”觀念啟迪，我在培養博士生時，開設“中國賦役制度發展演變史”“傳統儒學及其流變”“帝制時代專制政體的發展演變及其歷史功罪”等專題講座，效果很好，減少了初學者張口下筆常出的舛錯。先生研治明清史，還強調不可囿于中國歷史和地理的范圍，要“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圍”，先生稱之為“全球意境”或“全球歷史觀”。何為“全球意境”或“全球歷史觀”？在先生看來，中西方歷史發展演進各有內在邏輯，早期基本獨立發展，交互影響相對較少。自西漢以降，伴隨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中西方經濟文化交往頻密，相互影響日漸加深。特別是公元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的序幕徐徐拉開，世界文明進入了一個新時代。16世紀至18世紀多個率先發展的歐洲國家通過海外掠奪和鼓勵發展經濟貿易，經濟實力空前強大起來，通過改良和革命手段，使王權落地，建立起議會民主政體，開啟了全球擴張。西方早期殖民勢力、商人海盜、耶穌會士來到亞洲、來到中國。這三類西方人物，或為海外殖民，或為掠奪別國財富，決非文明使者，就連外表相對溫和并帶來西方部分先進科學技術的耶穌會士也是要“矢志上帝的光榮”，以基督教文明取代儒教文明。16世紀至18世紀的明清時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這波歷史潮流，中國正是在這一歷史階段由原來領先西方，開始逐漸沉淪，直至被超車，到19世紀主權和領土完整都難以自保。先生的《明代火器的發展與封建軍事制度的關系》一文，就是從“全球意境”的觀念出發，考察西洋火器傳入中國，裝備部隊，引發明代軍制多種變化范例。《公元十六世紀的中國海盜》更能體現先生研究明清史的“全球歷史觀”意識。先生指出，16世紀中國海盜，亦商亦盜，其產生有國內流民運動和禁海政策的背景，更與西方勢力擴張到亞洲有關。中國海盜犯禁出海，屢剿不絕，與其卷入馬尼拉中西、巴達維亞中荷、果阿中葡、長崎中日貿易，獲得國內急需的白銀直接關聯。先生常說，“全球意境”能為考察研制明清歷史問題增加一個視角。先生研治明清史重視宏觀敘事，理論探索，是其又一學術特色。先生對明代流民問題、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清前期歷史地位問題的探討，均著眼這一時期重大核心問題，進行理論解說，言其大旨，不落繁瑣考據俗套。先生晚年，提出帝制中國晚期“后封建制”形態說，并將明清兩朝500年歷史的16至18世紀200余年的歷史劃為獨立的歷史單元，命名為“中國明清時代”，探索16至18世紀的中國道路，是一次重大的理論構建嘗試。
先生是東北師范大學歷史學科第一代學人的杰出代表，其道德文章、師風師范為后學感念銘記。在先生百年冥誕之際，寫下這些文字，權作一瓣心香一掬淚雨告慰先生之靈。
（原文載《外國問題研究》2022年第3期）
